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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:戴芯榆|照片提供:劉以羚
2021/ 04/ 23
【尼泊爾】在尼泊爾一夜長大:劉以羚的一年國際志工生活

在溫煦的日頭自大山間緩緩升起之前,尼泊爾波卡拉(Pokara)阿克蘭山區(Akrang)的民家早已醒來,忙著農活、餵羊。今日,一個9年級的男孩要下山赴考,搭上搖搖晃晃的公車,一路顛簸的山路,讓從小在山上長大的他,依舊嘔吐好幾回。

男孩在家時,常常需要幫忙煮飯、挑水剪草、餵養牛羊,有時也和朋友出去玩。他的父親長年在海外工作,流連於沙烏地、卡達、杜拜、巴林等富有的海灣國家之間,薪水只比尼泊爾稍高;母親同時靠著農活與牛奶賺些小錢,獨力照顧孩子長大。「在我的記憶裡,爸爸最久只在我身邊待過九個月。」男孩說,目前他的爸爸已經五年沒回家了,「我很想念他,每次看到別人跟爸爸一起出遊,我心裡就會有點難過。」

通常,這些住在阿克蘭山上的家庭都有大同小異的故事:丈夫長年在海外工作,定期或不定期寄錢回家,母親則扛下家務、育兒大小事,努力扶養孩子長大,希望下一代不再重複貧窮的生活。一名婦女說:「我的先生已經在卡達工作18年了,每幾年才回來一次。即使他們想待在尼泊爾工作,但這裡沒有較佳的薪水,海外則工作機會多,也可以存錢。其實我不希望孩子也走上出國工作的路,但還是要看他們自己的意願。」

這些故事都記錄在短型紀錄片《出走,不再是唯一選擇》(A Reason to Stay)的畫面裡。2017年,剛從世新大學新聞系畢業的劉以羚,來到阿克蘭山區待了一年,負責機構事務與教師培訓,同時將自己經歷與聽聞的一切拍攝下來。

其實,這不是劉以羚第一次拜訪尼泊爾。高中畢業那年,她就來到同樣的地點擔任短期志工。

波卡拉山上的村落。

不帶框架的高中生,從零開始認識尼泊爾


「當時的我沒有任何服務經驗,單純覺得沒有什麼出國機會,想去看看世界長什麼樣子。當我向爸媽提出這個想法時,以為他們會阻止我,沒想到他們說:『好啊,你可以去,但資金要自己想辦法。』」當時服務隊的費用大約6萬,全程16天,包含機票食宿,「我平時沒有零用錢,雖然爸媽開補習班,但他們認為我在自家補習班打工太好命,不讓我去上班。剛好補習班裡有個家長在黃昏市場開滷味攤,讓我去打工兩個月籌到半額,另外加上一些鄰居阿姨贊助,才終於順利成行。」

雖然服務隊機構在出發前進行了幾次培訓,但最初劉以羚依舊沒有太多想法去預設尼泊爾的模樣,一抵達首都加德滿都,才發現「原來有一個首都的環境跟想像的這麼不一樣」,道路顛簸、塵土飛揚、空氣相對混濁⋯⋯連全國唯一的國際機場特里布萬國際機場(Tribhuvan International Airport)都讓她上了一堂震撼課,「這間機場沒有航廈之分,廁所在機場外,深夜時根本不敢去上廁所。」

雖然異國震撼多,但服務隊的行前培訓注重於避免「文化霸權」與「服務污染」,為她在許多地方提前打了預防針:「例如,尼泊爾水資源不足,缺水就是當地的日常,平常上廁所還得自己提水去沖馬桶。因此,有些不明實情的外人看到孩子上完廁所沒洗手,以為他們衛生習慣不好,其實是直接將自己的生活習慣反射到當地人身上;他們連沖馬桶的水都不夠,水資源必須要珍惜,當然不會認為上完廁所洗手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。」

劉以羚又補充:「還有,尼泊爾沒有垃圾袋,如果我們平常吃零食、買東西沒注意,就容易在當地囤積垃圾,造成當地人的困擾。或是,我們逕自帶了比較貴重的東西,例如3C產品、單眼相機⋯⋯等這些在孩子生活相對不容易見到的物品,可能會讓他們以後見到外國人,會下意識認為可以得到一些好處。這些都是服務隊沒有設身處地以當地文化設想,而可能造成的後果。」

一夜長大:異國挑戰從第一天就開始

這段在尼泊爾服務的經驗,對劉以羚的大學生活帶來很多啟發。大學畢業那年,劉以羚推甄研究所失利,思考出路時,想起這段經歷,因而萌生再次前往的念頭。只是這次,從短短16天變成了一年。

對於從小在台北長大、大學也未離家的劉以羚來說,這趟旅程的挑戰從第一天就開始了。「我常覺得自己是一個『淚腺壞掉的人』,因為我很不容易哭——然而,當我走出桃園機場的出境大廳,忍不住掉淚,才意識到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離家,前往異地生活。」而下飛機後,由於班機異動、行李延誤,她蹲在特里布萬國際機場的一個小角落,等了24小時,才與另一名機構員工會合,「抵達尼泊爾的第一天,就24小時都沒闔眼,當下真的很想馬上買機票回家。」

獨自蹲在機場一隅24小時,劉以羚的一年生活從第一天就很震撼


出了機場,馬上迎接她的是熟悉的崎嶇道路,「從加德滿都到波卡拉,需要七、八小時的車程。尼泊爾的道路不是石子就是泥濘,我們在車上顛簸了八個小時,終於抵達波卡拉;不過,從波卡拉市區到我們山上的學校,還需要一個半小時。」

這間「山上的學校」,就是位於阿克蘭山的「照亮生命英語小學」,誕生於2005年,由一名尼泊爾老爺爺與台灣非營利組織「華人磐石領袖協會」共同建成,從最初的10幾名學生,至今已有近200位孩子。每年,都有台灣服務隊來到這裡,與學校師生交流,貢獻一技之長;多年前高中甫畢業的劉以羚,就是其中之一。

但這次,身份不再是短期志工,面對的困難也截然不同。「沒有了服務隊的保護傘,沒有了其他人可以跟你說中文,食衣住行都是挑戰。山上沒有很好的建材,我住在教堂旁的鐵皮屋,常常缺水缺電,要自己燒柴煮飯、挑水洗澡。第二週,我就在山上滑倒,鋒利的石頭刺進我的肉,要用針過火再將石頭取出來,又被水蛭咬得血流不止兩天,之後遇到黃蜂螫傷我的腳,痛了三天都不能走路——這些都只是外傷,後來水土不服,飲食習慣不適應,上吐下瀉,咳嗽咳到快變肺炎,眼見台灣帶來的藥品都見底了,才請當地人帶我下山看醫生。」如今想起當初的痛苦,彷彿都是趣事:「為了省水,我常去溪邊洗澡,像當地婦女一樣,用一塊當地的布遮住外身,靠這塊布完成洗澡穿衣,生存技能大增。」

「這些事情都在第一個月接連發生,完全沒有所謂的『蜜月期』,讓我很快就開始自問當初為何要來。」最打擊她的,是隨著這些挑戰而來的自我懷疑:「我一直認為自己是要來貢獻專長,卻發現自己並沒有想像中『有用』與『厲害』,一直在生病、受傷。」

波卡拉山腳下的街景。

教堂旁的鐵皮屋,常常缺水缺電,要自己燒柴煮飯、挑水洗澡。劉以羚
為了省水常去溪邊洗澡,像當地婦女一樣,用一塊當地的布遮住外身,靠這塊布完成洗澡穿衣,生存技能大增。

每天早上搭校車的「照亮生命英語小學」學生。

尼泊爾人的陪伴,讓她接納不完美的自己

問及尼泊爾最難適應的地方,劉以羚回答是「時間觀念」:「有次約好八點出門,對方八點才開始洗澡、十點吃午餐,最後我們十二點才出發。」在她眼中的尼泊爾人,每天似乎都有48小時可用,「他們的生活舉止從沒有匆促的感覺,每次看到我氣急敗壞,都疑惑『為什麼你要這麼著急呢?』」

另外,在當地生活要學會隨時欣然接受意外發生,「有時國內局勢變化,突然發起罷工,車子不開、學校不能上課,你要下山辦事只能走路——每天都有變動,我根本無法『控制』我的生活,常常感嘆『尼泊爾為什麼要一直改變我的計畫?!』」

生活上的不適與變動頻繁,讓劉以羚身陷低落好一陣子,直到她遇見當地公平貿易組織「WSDO」(Women's Skills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)創辦人藍卡麗(Ram Kali Khadka)母子。

「WSDO」是成立自1975年的老牌機構,也是服務隊機構在當地的緊密夥伴,透過手工藝建立婦女自信、提供工作機會。「藍卡麗母子非常照顧我,當他們比我更早愛我、接納我的時候,我才知道,當初會失落是我不願接納我自己——從台灣落榜的表現不佳,到尼泊爾生活的適應不良,我對自己期待太高,無法接受也無法原諒那個表現不佳、適應不良的自己;但我應該接納自己要有適應的時間,需要好好面對自己學習的階段。和這對母子的相處,是扭轉我開始愛上尼泊爾的關鍵。」

在尼泊爾,劉以羚多出很多獨處的時間,她在其中體會到自己只是想控制自己的人生。一個人在山上生活,孤單時,她就會跑去遠眺喜馬拉雅山,「從害怕寂寞到享受獨自生活,我發現過去竟然太少時間去享受這個世界的美好。在尼泊爾度過意外連連、變動不斷的一年,我最大的改變是,發現自己的生命彈性擴張得很廣,要更加坦然面對這個世界的未知。」

劉以羚和藍卡麗奶奶合影。

回台後,尼泊爾帶來的禮物依舊留存

在「照亮生命英語小學」,劉以羚除了負責機構事務,還有教師培訓。為了預防跳電,她自行畫海報、手作教具、設計學習單,一切回到最簡單的狀態,「在有限的環境裡,才發現資源多麽值得珍惜,也才發現人類的無限創意。」

在這裡,只有一台校車會顛簸地行在蜿蜒的山路,沿途乘載許多等著上學的孩子,那就是「照亮生命英語小學」的小巴士。「過去,我們的學生早上說『Good morning』、中午說『Good morning』、下午說『Good morning』,這意味著什麼?」提到以往的孩子行為,當地夥伴苦笑著;這些可愛的模樣背後,代表著教育資源的極度缺乏。然而,「照亮生命英語小學」的許多老師都願意留在這個缺水缺電的偏遠山區,傳承下一代的教育,進而擁有改善生活的希望。

全校教師培訓,所有教學回到最簡單的狀態。

餞別之際,劉以羚和全校合影。


服務一年後,劉以羚回到台灣,卻發現自己陷入了另一種不適應,她自稱是患了「返台適應症候群」。「在尼泊爾,我得自己撿樹柴、炊火、燒熱水,才能洗個熱水澡,因此我天天最盼望的就是回台洗熱水澡;返台後,一回到家,我打開家裡的水龍頭,瞬間豐沛的水柱嘩啦嘩啦衝出來,我卻嚇了一跳。」有好幾次,她都沒有回到台灣的實感,「我在尼泊爾時很想念台灣,但回台後,發現自己竟然無法開心起來,甚至是失落的——原來,即使我可能沒有那麼喜歡尼泊爾的生活,但那些人事物,還是在我心中佔了非常重要的一塊位置。」

回台後,她再次覺察自己的生活模式,容易被計畫與框架綁住,較難去調適任何變動。為了分享這段旅程的學習,也或者為了留住這段時間改變的自己,她在各式活動裡演講、完成紀錄短片。在談話裡,她總稱在尼泊爾歲月經歷的一切是「泥巴國的禮物」;待在這個泥巴國,卻在尼泊爾和台灣兩地都獲得了禮物,尤其特別感受到爸媽掙扎的愛:「初抵山上那一個月,遇到一連串的意外與傷害時,我的父母都忍住,從來沒有要我回家。」

經歷過一切挑戰,回頭看,才感受到自己曾是如此去經歷、去克服、被支持;一夜長大,何嘗不是為了迎接未來滿盈的恩典?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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