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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:戴芯榆|照片提供:劉忠恩
2021/ 02/ 01
【緬甸】在緬甸,實踐新聞工作的意義——台灣記者劉忠恩

2021年2月1日,緬甸的軍方突然拘留現任總統溫敏(Win Myint)、實質領導人翁山蘇姬(Aung San Suu Kyi)等多名執政黨高層,並宣佈即將進入為期一年的緊急狀態。緬甸部分地區傳出道路、通訊網路遭封鎖——走向民主不到10年,緬甸又再次面臨軍方政變。

對於突如其來的消息,台灣記者劉忠恩說:「我還在震驚之中,民主在這樣的國家是如此的脆弱、難以維持,現在只希望當地朋友和同事都平安。」

每天早上出外訪談、下午進辦公室寫稿,偶有突發狀況時支援採訪——這是一般媒體記者的日常,只是在劉忠恩的生活裡,偶爾會多出一點插曲:「印象最深刻的經驗是食物中毒,還有這裡產電不足、很常停電,最怕碰到酷熱的夏天。」

2018年開始在緬甸仰光當記者,緬甸的政治情勢一直是劉忠恩密切關注的面向。2020年,緬甸甫結束全國大選,同時多處戰火,他見證大選過程,以英文與中文寫執政領袖的變調與爭議、寫戰亂地區的少數民族被取消投票權、寫失望的社運組織與年輕一代,想傳遞的不外乎是人民對民主與和平的追求。

「不過,雖然選舉亂象層出不窮,但投票結果的差距依舊非常明顯。大致上,緬甸本地與其他國家都聲明沒有選舉舞弊的情況。」沒想到,2021年2月1日這一天,「選舉舞弊」順勢成了軍方合理化政變的理由,「現在想想,大選當天,許多不畏疫情出來投票的人民告訴我,他們必須要投票支持民主,絕對不願再回到軍方統治的時期,這一切感覺就像極大的諷刺。」

即使翁山蘇姬近年爭議不斷,依舊是緬甸國內最受擁戴的領袖即使翁山蘇姬近年爭議不斷,依舊是緬甸國內最受擁戴的領袖。

到處都是值得訴說的故事,引燃報導魂
 

在緬甸當記者,其實不是劉忠恩計畫中的路徑,「很多人聽到我在緬甸工作,以為我的家族可能是緬甸華僑,其實緬甸跟我的成長背景毫無關係。」最初,他只是個在香港大學主修政治經濟、輔修新聞的學生,因參與一項實習計畫被分配到緬甸,在《緬甸時報》(Myanmar Times)待了一個月,「那是我第一次到緬甸,從此就深受當地吸引,一直想再回去。」起初只是順其自然、隨遇而安的選擇,最後變成了有意識的心之所向;該年底,他就回到同個崗位,正式成為長駐仰光的記者。

緬甸不是台灣人職涯的熱門選擇之地,但回顧劉忠恩的過往,不受主流趨勢影響的個性,其實也有跡可循:「我高中畢業時就不太想待在台灣,不是覺得台灣有多不好,而是想跳脫這裡的教育模式。從小到大,我所接收到的價值觀是只要成績優秀,就等於其他方面也都一樣優秀,或是可以置之不理;雖然我在這樣的環境裡表現得很好,但很想找到不一樣的學習方式。」當時他發現香港的環境容易與國際接軌,而其中的香港大學不僅在國際上具競爭力,也提供獎學金,便從此踏出台灣,「現在回想,如果我沒有去香港,今天大概也不會跑來緬甸。」

他說緬甸吸引自己的特點是民風單純樸實、社會尚未全面開放;然而,喜歡一個國度,做一名旅人即可,何必留下工作?——對一名記者來說,藏在這些描述背後的核心意義,才是引燃報導魂的火種:「緬甸在2010年才正式改革開放,2015年再次舉辦停滯25年的民主選舉;在政治影響下,這個長期封閉的國度,近年面對開放後的各種衝擊與轉變,社會各方面都產生很多需要討論的議題。」他說:「在台灣或香港這樣相對發展較早的國家,新聞工作環境已經非常成熟,無論是什麼題目,幾乎都報導過了,但是在緬甸,四處都是無人熟悉但值得深究的故事。」

《緬甸時報》由緬甸人與澳洲人成立於2000年,分有英文部與緬文部,英文版是緬甸最早、最大的英文報紙,緬文版也是緬甸前四大主流媒體。「剛成立時,報紙出版都需經過軍政府審查,但現今已經沒有這樣的情況,報導內容與過程也幾乎不會受到政府干預。」只是,整體環境對媒體的觀念成了這份工作的最大挑戰:「緬甸的民主環境還不成熟,連帶不知道媒體有監督的職責、不重視『媒體是第四權』的觀念,因此也不認為回覆媒體的提問、查證、採訪是必要的。例如,台灣各單位通常都會設有媒體公關,將與媒體的往來視為很自然的事;但緬甸政府與企業面對媒體,通常第一個反應就是『我為何要回覆你?』甚至輕視、干戈以對。」另外,涉及緬甸國內的敏感話題也不容易,羅興亞議題就是其一,「相較於國際社會對羅興亞難民的應援立場,緬甸國內緬族人的反應大相徑庭,例如,他們只願意稱呼這群人為『孟加拉非法移民』(Bengali),無法接受『羅興亞』(Rohingya)這個稱呼。」


「不過,整體而言,在這裡你可以帶來一定的影響。」緬甸目前沒有太多新聞媒體,劉忠恩發現在這裡投入新聞工作,能發揮相對較大的影響力,「我們之前發布一些報導,隔了兩三天,政府的相關政策就馬上喊停,你可以實際感受到身為『第四權』的重要性。」

劉忠恩(右)專訪WHO駐緬甸代表。

2020年底,緬甸迎來第二次大選,仰光街上充滿選舉看板。

不只難民,還有國內流離失所者

說起最深刻的採訪經驗,劉忠恩提到緬甸的「國內流離失所者」(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,簡稱IDP)——這是一個專有名詞,意指因戰亂、天災、政治等因素,被迫逃離家園但仍在母國境內的人;由於並未進入他國,並不屬於「難民」。瑞士的「國內流離失所者監測中心」(IDMC)數據指出,截至2019年底,全球有5080萬名「國內流離失所者」,而緬甸境內共有45萬7000多人。

 

在緬甸,許多衝突不斷的邊境如中緬邊境克欽邦(Kachin)、泰緬邊境克倫族(Karen)所在的克倫邦(Kayin)、緬孟邊境的若開邦(Rakhine)、緬甸東部撣邦(Shan)⋯⋯皆可見因動亂四處遷徙的人民聚落,都屬於「國內流離失所者」;不過,「國內流離失所者」並不僅限於少數民族,在幾場規模駭人的風災後,許多緬族人也是這個群體的一員。

 

「去年5、6月,我到仰光市區邊陲採訪『國內流離失所者』,說是邊陲地區,其實也沒有多邊陲,從市中心坐一小時的車即可抵達,但眼前已是完全不同的世界。」臨時搭建、簡陋疏落的木板屋,漸漸形成了一個聚落,這裡多是2018年颶風以來就從伊洛瓦底省遷徙而來的緬族人,至今依舊沒有身分證明文件,在都市的邊角撐著一口氣生活著。「他們的身份文件大多被颶風吹走或在長途跋涉中遺失,但緬甸的身分證明非常難取得,重新申請的程序繁複,例如一定要回到出生地,或以其他證明文件去證明自己的身份,對家園早已破落的他們而言幾乎是天方夜譚。」雖無身份,他們依舊多少能在城市的空隙間找到生存方式,賣街邊小吃、撿垃圾⋯⋯但疫情爆發後,接連的封城措施,讓許多人頓失收入,也沒有身份證明可以申請補助,「許多人身陷絕境,甚至只能吃老鼠與蛇果腹。」
 

在仰光邊陲地區,許多國內流離失所者形成固定聚落。
 

緬甸不遙遠,值得台灣關注

 

僅離自身生活的市中心車程一小時,眼前景象卻截然不同,帶給劉忠恩極大的震撼。「政府不但不想解決這些問題,還因為有礙市容而想驅離這些人民。」在這樣的現實衝擊下,卻出現了更教他動容的情節:「其中有些婦女開始透過非營利組織組成小團體,開始製作布口罩,除了販售維生,還主動將部分口罩捐給政府單位,希望幫助有需要的人。即使政府想趕走這些人,他們卻依舊願意回饋社會。」劉忠恩說,在緬甸很容易看到這樣的故事,也讓他每次都會不斷醒悟自身資源相對較充裕的處境,以及因此應負的更大責任與義務。

正在縫製口罩的兩位國內流離失所者。
 

除了工作現場所見所聞,劉忠恩接觸社會議題的另一場域,是在緬甸的國際教會。從小在基督教家庭長大,但讓他印象最深刻的信仰經驗是在這間緬甸的國際教會,「這裡由兩對來自丹麥與英國的宣教士夫妻領導,平常就在參與扶貧、抵抗人口販運的工作;聖誕節期,我們也會一起到貧民區聚會、禮拜。在這裡聚會,很自然就會常常討論很多充滿爭議的社會議題。」

2020年3、4月,緬甸出現第一波新冠疫情,患者人數一直維持在300人左右,直到8月底才突然爆發群聚感染,一發不可收拾,至今已達13萬人左右。去年12月,劉忠恩暫時回台,依舊密切關注緬甸,他形容緬甸是一個「和台灣很有淵源,但多數台灣人都不熟悉」的國家:「從以前歷史因素留下來的緬甸華僑,到現在民主轉型的過程、台商在東南亞投資的大宗國,這個國家不該只被記者重視,也同樣值得台灣了解、借鏡。」
 

身為一個記者,即使無法身在現場,依舊可以透過雙眼關注需要之地,向世界發聲,這也是他在緬甸尋見的新聞工作意義之一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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