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/ 06/ 19
【黎巴嫩】在黎巴嫩，不只當一個藥師
2019年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黎巴嫩電影《我想有個家》（Capernaum），曾經賺走許多台灣觀眾的熱淚。片中描述一個出生在貧民窟的小男孩，父母只生不養，導致一連串悲劇發生，於是，他決定控告父母「將他生下來」，引起了社會關注。
現實中，飾演這名小男孩的素人演員確是名住在黎巴嫩貧民區的敘利亞難民，電影發表後，這家人受到國際矚目，獲得挪威庇護，命運全然翻轉；而這個孩子更第一次踏入學校，獲得應有的童年。
在片中，小男孩演出的其實就是自己的生活環境——當童工、求生存，在社會底層的種種遭遇，在台灣藥師翁桑雅眼底也不陌生，「我在黎巴嫩探訪的許多孩子，就是這樣生活的。」
2018年底，翁桑雅前往黎巴嫩貝魯特的一間藥局擔任醫療志工，2019年底湊巧趕在新冠肺炎蔓延全球前回台；但在黎巴嫩的日子與見聞，依舊是她心上深深掛念的一處。
全球收容最多敘利亞難民的前 5 名國家，依序是土耳其、黎巴嫩、約旦、德國、伊拉克——其中，黎巴嫩是面積最小的國家，卻排名第 2 名。
當「數字」變成活生生的人
2015年，長期關注國際議題的翁桑雅自北醫大藥學系畢業，到中東國家實習了一個夏天，「那時待的雖是以色列，但接觸的卻是巴勒斯坦難民。實習結束後，我跟著歐洲同學拜訪，途經匈牙利，正好碰上難民潮湧入歐洲的時期。」要離開匈牙利那天，同學告訴她：「你的車沒辦法開，因為很多難民卡在車站裡面。」
「我聽過各種誤點的原因，就是沒有聽過因為難民而誤點。心存疑惑的我到了火車站之後，卻是第一次看到那麼大批的人潮，大概與台北車站差不多的空間，擠滿了幾千人。」眼前的景象震撼了翁桑雅：「以前在新聞上看到難民的人數，一直沒有什麼感覺，直到他們活生生站在我眼前。」
回台後，翁桑雅進入醫院工作過著「正常生活」，但總對親眼目睹的那一幕火車站難以忘懷。她開始關注相關的新聞與議題，心中卻越來越不滿足。「當時這方面的台灣新聞相對較少，所以我都看英文新聞；然而，各種不同立場的媒體、不同的消息，呈現出來的資訊好像拼圖一樣零碎，而我很想知道，實際上這群人到底說了什麼、過著什麼樣的生活。」她開始學習阿拉伯語，2018年底再次前往中東地區，目的地是黎巴嫩。
「一下飛機，好不容易搭到計程車，想說來練習一下語言，結果一開口，司機的表情整個傻眼。」阿拉伯語博大精深，通常外國人學習的「正統阿拉伯語」，都僅為正式場合、新聞媒體使用，生活中，各個國家都有各自的阿拉伯語方言，「所以，黎巴嫩也有自己的阿拉伯語方言，當我突然說出正統的阿拉伯語，對他們來說，就像走在路上，突然有人跟你講文言文一樣，有些當地人甚至聽不懂、不會說。」
根據聯合國難民署（UNHCR）統計，全球收容最多敘利亞難民的前 5 名國家，依序是土耳其、黎巴嫩、約旦、德國、伊拉克——其中，黎巴嫩雖是其中面積最小的國家，卻排名第 2 名，也是敘利亞難民人均比例最高的國家，其所承受的資源壓力可想而知。此外，黎巴嫩過往的歷史糾葛，讓很多居民至今依舊無法走出所屬族群的傷痛，因此，隨著時間推移，黎巴嫩的難民政策漸趨嚴苛、排外氛圍漸濃，也被敘利亞難民公認為是前 5 名收容國裡最不友善的國家。
黎巴嫩是敘利亞難民人均比例最高的國家，其所承受的資源壓力可想而知。
在黎巴嫩，不只當一個藥師
在黎巴嫩當一個藥師，翁桑雅的日子卻過得比單純的藥師多元。「我在一間黎巴嫩非營利組織經營的診所當藥師，也提供當地藥師教育訓練，平時和同事都以英語與阿語溝通。」雖然這間診所是一般診所，但主要上門的病人都是難民與移民，週末，她還要跟著診所去義診，「這裡的難民大多來自敘利亞、伊拉克、巴勒斯坦，少數來自南蘇丹，移工則來自非洲與東南亞。我們診所會提供難民和移民一些折扣，因為這兩者在黎巴嫩都沒有什麼社會資源，醫藥費更是沈重的負擔，有些人沒錢就不會來看病。」
黎巴嫩難民大致可分為「都市難民」與「山區難民」，都市難民大多住在較破舊的公寓，從事裁縫、買賣、建築等工作，而山區難民則多住在沒有明確隔間的大帆布帳篷裡，一個帳篷可能包含 5、6 個家庭，通常靠採果、耕地、賣二手衣物過活，「很難說住在都市和山區哪個比較好，城市工作機會多，但會針對難民實施宵禁，有一陣子管制非常嚴格，警察會隨時攔住路人檢查身份、挨家挨戶查人口，甚至直接衝進店家，如果有敘利亞員工就會當場被資遣，而敘利亞老闆會被勒令停業；山區雖資源較少，但管制也較鬆。」
翁桑雅的診所接觸的大都是都市難民，但無論是都市或山區的工作機會，幾乎都是非法工作，「這些家庭持有難民簽證，如果要取得工作簽證，每年都必須繳 1 千多塊美金，而且在程序中常常受刁難。」翁桑雅分析：「如果擁有每年都能繳 1 千多美金的能力，這些家庭不會淪落到這樣的處境；另外，每年繳這筆費用才能工作的話，還不如直接去打黑工，這樣賺來的錢才真的會回到自己身上。」
「黎巴嫩的市區房租其實頗高的，就我所知，大概月租 350 到 400 美金。我的同事已經是薪資算高的藥師，但他的月薪是 700 美金，可想而知其他人會更辛苦。」經濟拮据的家庭，大人打黑工，小孩則會去當童工，跑腿、打雜、街上賣花⋯⋯原本正常就學的孩子也不例外。「有一天，一個原本固定上學校的 12 歲孩子就突然告訴我，要跟媽媽去市場賣東西，無法再繼續念書。」但即使大人打黑工、小孩當童工，許多家庭依舊得透過民間團體補助，才能一天一天慢慢活下來。
黎巴嫩難民大致可分為「都市難民」與「山區難民」，都市難民大多住在較破舊的公寓，從事裁縫、買賣、建築等工作。
山區難民則多住在沒有明確隔間的大帆布帳篷裡，一個帳篷可能包含 5、6 個家庭，通常靠採果、耕地、賣二手衣物過活。
被忽略的需求：自我保護
弱勢處境不只關乎貧窮，也連帶影響教育、醫療，甚至身體自主權。翁桑雅透過每週義診的機會，常常探訪山區的家庭，「在山區，我們很意外地發現許多家庭都是靠婦女維生，有些父親生病受傷、或因戰爭創傷而精神不穩，不適合出外工作；女性反而看起來復原與適應能力較高，能去幫忙農活與買賣。」翁桑雅說：「我們常碰到很消沈的丈夫，整天待在家裡與其他男子閒話家常。在這樣沒有隔間與隱私的地方，每天都有無所事事的人來往。」她意識到一塊在難民救助工作裡較少受到討論的需要——學習兩性教育裡自我保護的觀念。
許多難民家庭的孩子需要完善的成長環境與教育機會翻轉人生。
「當地的女老師也告訴我，他們缺乏這方面的適合教導。例如，如果發生性騷擾，一般課程通常會建議當事人向家人求助，但在當地傳統社會裡，因著家族榮譽的觀念，家人可能不見得是最安全的訴說對象，或是所屬社群會傾向大事化小、小事化無，沒有真正解決問題。」依著這名女老師的建議，兩人開始教導孩子認識「身體自主權」、拒絕別人的觸碰，「她知道什麼課程內容比較適合當地小孩，因此我們通常會一起討論，再由她來教，讓課程可以留在當地。很多小朋友上完課後，都說這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教導，原來自己必須、也有能力保護自己的身體。」
然而，類似的困擾其實也曾臨到翁桑雅身上：「我是很外向的人，不怕生、喜歡聊天，計程車更是我常拿來練習語言的場域，但是，有一陣子我非常不敢出門。」
身為外籍女性之苦
原來，許多中東男性對穆斯林女性畢恭畢敬，但碰到外國女性則態度丕變，尤其是當地大量的東南亞幫傭，常常成為受騷擾的對象。有一陣子，翁桑雅的東方面孔讓她常被誤認為菲籍移工，而遭受輕浮與侮辱的語言騷擾，「有些計程車司機會說『我下班了，我們一起去你家，不如就直接停在你家吧！』『為什麼你們這些菲律賓女性，胸部都比我們本地女性豐滿。』」翁桑雅笑了一下：「這還不是最糟的！總之，我很震驚又很憤怒，試過各種方法回應，但總不時會遇到這類人。」
黎巴嫩的計程車是共享制，只要路邊有其他乘客招手，確認目的地順路，就可以一起上車；有時候，這類計程車司機的惡行，甚至在其他乘客同行時也不停止，讓翁桑雅非常生氣。「有一次，我又遇到這種司機，那是一段20分鐘的路程，他一路不停講話挑釁我，就是希望我回話；乘客來來去去，他還是想繼續這類話題。」
怒氣湧上心頭的當下，翁桑雅突然靈機一動，便問司機：「你有姊妹嗎？」
聽到翁桑雅終於回話，這名司機很高興，原來他家裡有很多姊姊，便開始滔滔不絕地向翁桑雅介紹他所有的姊姊。待他語畢，翁桑雅只緩緩地回應：「那麼，你今天對我說的話，你會讓別人對你的姊姊講嗎？」那一刻，司機的眼神與表情大變，立刻乖乖閉上嘴，整趟路程終於安靜了下來。
從菲律賓姐妹身上學到的事
東南亞女性移工在黎巴嫩的處境較為弱勢，這些受騷擾的經歷只是冰山一角；但同時，翁桑雅卻從這些吃苦耐勞的菲律賓姐妹身上學到許多寶貴的功課。身為基督徒的她，在當地參加的國際教會各種族群融洽相處，宣教士、外籍移工、當地家庭的小孩都會玩在一起，是這些姐妹難得能在社會夾層間喘息之處。「然而，當大家為彼此禱告時，每次這些菲律賓姐妹提出的代禱事項，依舊是『我要為我照顧的家庭禱告』、『我要為我的雇主禱告』⋯⋯」翁桑雅說：「即使這些姐妹在雇主家庭的位置可能很卑微，她們依舊堅守自己的崗位，為那些雇主與家庭禱告。」
「以前，我很在意自己的能力是否受人看重、是否有達到一定的程度，但這些菲律賓姐妹的榜樣不停提醒我，上帝如果使用我，不是因為我是藥師，祂才用我；祂使用人，不是因為這個人的社經地位如何，而是隨時隨地、誰都可以。」
在黎巴嫩經歷的一切，讓翁桑雅不只學著當一個藥師，更學著生命影響生命。今年，翁桑雅又恢復了台灣藥師身份，但她依舊透過網路與當地夥伴保持聯絡，希望有一天再回到當地，在異鄉裡，在生命與生命之間，都不只當一名藥師。
2020年，支持微光的同時，就能支持世界另一端的人們！歡迎你與我們一起點亮微光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