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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:戴芯榆|照片提供:江榮義
2018/ 06/ 19
【賴比瑞亞】斷交後,內戰前,我們一家在賴比瑞亞的2555個日子


「我走進村裡,村長帶我去見村中長老,所有村民都出來和我握手,還送我一隻雞,邀請我帶家人住進來。村長視我們為家人,讓我們自己挑選房子;入住那天,村民都聚集在我家門口,歡迎我們入住,又送了一隻山羊和一大盆新收割的香米⋯⋯」


1957年至2003年,西非國家賴比瑞亞(Liberia)曾二度與台灣建交,不但有台灣的農耕隊長駐,還有幾家台灣餐館和商店,其中自1977年起的斷交期,長達12年;而正是在斷交期間的1983年,江榮義帶著懷有身孕的太太來此。他,也是台灣第一位來到非洲的宣教士。(註1)

1990年,賴比瑞亞和台灣復交之際,內戰哨聲卻隨之響起,住了7年的江榮義一家被迫離開。搭上最後一班撤離的飛機,他看著窗外漸趨細小的村落,終被一片荒漠景觀取代,想起過去7年種種,宛如一場黃沙夢。

台灣第一位來到非洲的宣教士江榮義(右一),初抵賴比瑞亞時,太太還懷有身孕。
 

穿梭於多元文化的夫妻,挺進賴比瑞亞偏鄉的高齡產婦

 

1951年,江榮義在花蓮出生,從小就在不同文化間長大。父親是牧師,母親是藥劑師,雙雙留日,從東京回台後,就到花蓮山地教會服務,常常帶著江榮義上山。天天往部落跑的童年,讓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原住民的熱情,「即使多數村民家裡沒水沒電又貧窮,仍以豐盛的野味與竹筒飯款待我們。」除了在不同族群部落間來去,他和兄弟姐妹最常看見的就是外國宣教士來家裡作客,向父母謙卑學習閩南語,「無論歷史故事或現實經驗,都讓我看見跨文化服務的意義與價值,嚮往成為宣教士。」

江榮義從小跟著父母在花蓮山上的原住民教會來去。

後來,他到新加坡讀神學院,看見華人、印度人、馬來人、印尼人、巴基斯坦人、尼泊爾人、菲律賓人等群體,一同生活在僅約台北大小的島嶼上,文化、風俗和語言互相參雜,經歷了豐富的多元文化洗禮,「例如『Gua be kee barsa park車』(我要去菜市場停車)這句話,就是閩南語『Gua be kee』(我要去)、馬來語『barsa』(菜市場)、英語『park』(停車)和現代漢語的『車』組成。」

在這裡,他除了打開視野,更遇見了來自香港的另一半盧樹珠,決定攜手前程。


不過,前程不僅是步上紅毯,還得步入黃沙。

「交往期間,樹珠寫信問我,上帝呼召她去非洲宣教,我是否也有這樣的意願?」盧樹珠在江榮義心裡意義別具一格,不只因為戀人身分,還因為她家境貧窮,念神學院時第一名畢業,原先預定被派去大教會的她,最後卻選擇到香港最小的島嶼馬灣島(Ma Wan)關心窮人;越戰時期,她見越南的孤兒院有需要,又到越南和泰北長駐6年。

心中的「指標」發出挑戰,江榮義很快確定了答案。兩人一畢業就結婚,接著參與一個月的宣教士考試作為蜜月,隔年再到英國受訓一年,1983年,終於抵達賴比瑞亞。

盧樹珠(右三)是香港人,曾先後到馬灣島、越南、泰北服務。

出發前,除了語言、醫療、募款等訓練,生活也不容易。盧樹珠回想:「婚後前5年,我們在新加坡、英國和賴比瑞亞共搬家20多次。尤其在英國懷了身孕,成了40歲的高齡產婦,為了受訓仍搬家10多次,經常拖著行李穿梭於地鐵和公車的人群中。」

當然,更大的挑戰,在賴比瑞亞才開始。

 

徵求同意,才能住進賴比瑞亞偏鄉的班迪族村莊

    

賴比瑞亞的誕生,起因自19世紀美國的「廢奴運動」,有人說她是一群重獲自由的黑人回到非洲建立的理想國,有人說她不過是變相的美國殖民地(註2),無論如何,1847年,賴比瑞亞成了非洲最早獨立的現代主權國家。

然而,這個人口約468萬、官方語言為英語的西非小國,仍然長期困於貧窮與族群衝突。建國始祖美裔賴比瑞亞人及後代,在跨國企業的庇蔭下生活,成為統治賴國的精英階級,而原本就生活在賴比瑞亞地區的居民則成為更底層的廉價勞動力,這樣的社會結構,成了賴比瑞亞長期政治衝突的歷史根源。至今,八成國民生活費仍不到每日1.25美元的國際貧窮線門檻,躋身聯合國全世界已開發程度排名倒數國家之一。

初來乍到的江榮義夫妻倆,並未於首都蒙羅維亞(Monrovia)落腳,而是前往北部洛法縣(Lofa)的班迪族(Gbandi)鄉村地區,生活條件更為艱難。


「一開始,我們先到洛法已有宣教士居住的科拉洪(kolahun)小鎮觀摩兩個月,那裡的路況很差,開車常會陷入泥坑,一遇大雨,車子就像行駛在河裡,看不見路面。各村距離遙遠,有些較大的村子都是穆斯林村落,設有清真寺和阿拉伯學校,比較不歡迎我們。」

江榮義說,班迪族是一夫多妻制,村民還會將自己的女兒送給頭目,因此有的村長家中甚至有20個太太。村長的大家族加上姻親子孫,就成了一個村莊,通常可達900多人。「外人搬進村莊,必須獲全村同意,於是,當時我們一邊學習還沒有文字的班迪語,一邊尋找願意接待外人的村莊。」那陣子,太太在家裡待產,他就騎車在泥濘路上四處探訪,每到一個村莊,就先拜訪村長、自我介紹,得到許可才能在村裡走動。

「有一天,榮義回家時興奮極了!」盧樹珠回憶:「那天,他告訴我,他找到一個約80戶人家的中型村莊,名叫菠蘿悟村(Polowu),村長不但帶他去見村內長老,所有村民還熱情地出來與他握手。」村內基督徒是少數,但村長和長老們召開會議後,一致同意開放村子讓他們長住。「村長送我們一隻雞,表示歡迎和友誼,還讓我們自行挑選房子。入住那天,全村村民都聚集在我家門前,附贈一隻山羊和一大盆新收割的香米,表達他們的熱情和誠意。」

許多班迪族村莊都是穆斯林村落,設有清真寺和阿拉伯學校。
 

截然不同的村莊生活,「公德心」重新定義

 

進村後,全村男女老少都成為兩人的語言老師,即使環境艱難,仍培養出跨越種族、文化與語言的友誼,經歷不少趣事。

「村裡沒水沒電,我們要自己挖水井、點煤油燈。當地人只吃一餐,如果要吃三餐,光是砍柴、燒水就會花掉一天,所以我們通常早上吃麵包,午餐吃水果或生菜,只有晚上才燒火。」

三面紗窗、一面牆,就是江榮義一家的廚房,但苦中還是能作樂:「第一次煮飯,不到10分鐘,整間廚房突然暗下來,原來是村民圍在四周,好奇我們華人煮菜方式而擋住了陽光;有時睡午覺,躺下不到幾分鐘天就黑了,又是村民聚在窗外,好奇我們怎麼睡覺。我們的生活就像魚缸一樣,大家隨時都能『欣賞』。」盧樹珠在當地生下兒子後,嬰兒車所到之處都圍滿群眾,「大家說『從來沒看過白人的小孩!』我解釋我們是黃種人,村民揮揮手回答『反正只要不是黑的,都是白的啦!』」

另外,班迪人沒有數字與時間觀念,也不知道自己幾歲,「如果有人與你相約『明天太陽出來後在那棵樹下見面』,而第二天是陰天,大概就見不到人了。」江榮義說:「還有一次,我問人年齡,對方回答:『媽媽說,我小時候家門口的那棵樹很矮小,現在長得非常非常高,那就是我的年齡!』」

班迪人一天只吃一餐,如果要吃三餐,光是砍柴、燒水就會花掉一天時間。


有次江榮義問人年齡,對方回答:「我小時候家門口的那棵樹很矮小,現在長得非常非常高,那就是我的年齡!」

兩人的兒子(右二)在班迪村裡出生、長大。

艱苦生活裡,令江榮義印象最深刻的,則是班迪族村民分享與互助的習慣。「有村民生病,男女老幼都會去探病問候。大家『凡物公用』,即使是自己當天的薪水,都願意與人分享。」在這裡,「公德心」的定義很不一樣:「我們開音響時很小聲,是怕吵到別人,但村民都喜歡特大號的音響,讓全村的人都可以聽見,這樣才叫『有愛心』!」江榮義笑說:「他們說,外國人用隨身聽真是太自私了——只有自己聽,別人都聽不到。」

夫妻倆進一步為班迪族開辦識字教育、英文班,以及簡單醫療訓練。「在英國受訓時,我們的教材名稱是《沒有醫生的地方》(Where there is no Doctor),教導我們如何在沒有醫療資源的地方,用當地現成材料進行各種醫療急救,例如,有次一個青年腿斷了,我得趕快請人鋸兩塊板子,依照步驟跟腿綁在一起,再將他送到城裡的醫院治療。」在這個缺乏資源的地區,病人危急時都得坐車進城,或靠著江榮義的無線電求援。「偶爾,美國宣教士會開來載滿醫護人員和藥物的大卡車,但是,村子天天都有人生病。愈是深山野林,就愈多怪蟲怪病,村民常來家裡求助、拿藥,但我們學得太少,有時只能眼睜睜看村民染上奇奇怪怪的症狀,有的會痊癒,有的還是回天乏術。」眼前的需求令人心焦,一次回台期間,夫妻倆向門諾醫院的醫生學了三個月基本技能,「當我們返回賴比瑞亞,全村早晚都來找我太太看病,我們也只能硬著頭皮當起醫生。」江榮義靦腆地說。



叢林生活常招來疑難雜症,偶爾美國宣教士才會載來裝滿藥物與醫護人員的大卡車。

 

漸漸走出黑暗的國家

 

1990年,賴比瑞亞與台灣復交之際,強人領袖泰勒(Charles Taylor)掀起內戰,江榮義一家被迫撤離。「內戰前,我們開始收到一些當地夥伴來信,談到首都蒙羅維亞市郊狀況,說半夜常常有人拿槍進入宣教士家中,抓走女人和小孩,搶走貴重的東西⋯⋯」

泰勒畢業於美國頂尖大學,1989年底率領在外創立的武裝組織「全國愛國陣線」(The National Patriotic Front of Liberia)攻擊政府,導致賴比瑞亞陷入長達7年的戰事(註3)。1997年,泰勒當上總統,多次於聯合國支持台灣恢復會籍,台灣則以大量金錢與糧食援助回報,然而,這些資源卻被泰勒用來維繫政權——為了弭平反政府力量,泰勒以毒品控制10多歲的兒童,產生大量「娃娃兵」,並與鄰國獅子山交易「血鑽石」。據聯合國統計,全國約十分之一兒童被抓去當兵,其中殺人、性侵、暴力等大多數暴行都出自不到12歲的娃娃兵,內戰期間至少25萬人死亡,亦大損台灣國際形象。2003年,賴台斷交,10年後,泰勒遭聯合國判刑50年。

此後,賴比瑞亞在聯合國監督下,選出了非洲第一位女總統瑟莉芙(Ellen Johnson Sirleaf),她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系及公共行政研究所,帶領全國走過伊波拉疫情,更於2011年得到諾貝爾和平獎,卻難以平撫經濟難題與族群和解。去年底,賴比瑞亞舉行總統大選,則迎來首次民主政權和平輪替,由全球家喻戶曉的足球明星維阿(George Weah)接任總統,眾人都期待他帶領賴比瑞亞走出貧窮。


台灣與賴比瑞亞兩次建交於1957至1977年、1997至2003年。

7年,2555個日子,江榮義夫婦與兒子(圖中)帶著回憶被迫撤離賴比瑞亞。

而江榮義呢?離開賴比瑞亞後,他們一家轉往南非7年,住在當地印度社區服務移民,期間再次見證歷史時刻——曼德拉(Nelson Mandela)廢除種族隔離、當選南非首位黑人總統,並獲諾貝爾和平獎。

2004年,江榮義結束宣教士生涯回台,無數台灣人接續他的腳步,前往非洲服務。即使時代變遷,賴比瑞亞和南非仍有艱鉅的社會問題需面對;大時代下,個人的作為或許渺小,至少還能帶著自己所有的,前往每個需要之處,見證身處黑暗的國家漸漸走向微光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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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1:《華人宣教心視野》,2010,江榮義,校園書房出版社。

註2:〈戰禍荼毒,魔鬼來救贖?被戰火與帝國撕裂的賴比瑞亞〉,2003,《苦勞網》。

註3:《我們不是弱者: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蕾嫚.葛博維的生命故事》,2012,天下文化。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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