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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:戴芯榆|照片提供:張伊青、陳雅芳
2018/ 04/ 18
【吉爾吉斯】奉獻17年,他成首位獲吉爾吉斯「榮譽公民」的外國人——台灣爺爺楊嘉善(上)

吉爾吉斯,一個不常在台灣聽聞的大山國家,而更少人知道的是:近二十多年來,一些台灣人扶弱扶貧的腳蹤早已進入這個國度。

 

2017年二月,奉獻吉爾吉斯17年的台灣爺爺楊嘉善離世,享年89歲,在他逝世一週年之際,我們想寫下這段他與吉爾吉斯的故事⋯⋯



放眼望去,蔚藍的天空與草原一望無際,這裡是被天山包圍的國度,享有「中亞小瑞士」之稱的吉爾吉斯(Kyrgyzstan)——面積大於台灣五倍,人口卻少於台灣四倍的國家,空蕩、遼闊、自在,蒼茫卻不至於迷茫,因為無論在鄉村或都市,幾乎都可看見遠方大山默默守護國境的餘影。

北接哈薩克,西鄰烏茲別克,南接塔吉克,東邊則與中國新疆相依,大山,是吉爾吉斯自古以來的屏障,在經歷多次政權與文化更迭之下,也能自成一格。大山,也是人民的衣食父母,在這個九成土地海拔1500公尺以上的國家,人們在這裡務農、遊牧,「吉爾吉斯」的原義即是「草原上的流浪者」;直到今日,全國仍有逾半人口從事農牧業。

    

中俄宰制千年的吉爾吉斯

 

因與新疆接壤,吉爾吉斯與中國淵源頗深。漢朝時,她由匈奴治理,之後接連受鮮卑、柔然、突厥、回紇、遼朝(契丹)統治,一直到清朝,後期衰落時中國外西北被割讓給俄國,命運自此與俄國密不可分。

直到1991年,她終於脫離蘇聯獨立。今年還不滿30歲的她,雖然是中亞五國裡唯一擁有競爭性選舉的國家,但總統民選以來的兩任總統,分別在2005年與2010年遭到推翻,2010年更因此發生族群暴力衝突,約數百人死亡——直到2017年底,吉爾吉斯才迎來首次的政權和平轉移。這一年,吉爾吉斯統計總人口為614萬人,其中包含二十三個民族,七成為吉爾吉斯族,約兩成為烏茲別克族,僅不到一成為俄羅斯族,但主要語言仍是俄語和吉爾吉斯語,前者多見於北部與首都比斯凱克(Bishkek),後者則多為南部與鄉村使用。每天,吉爾吉斯國家廣播電台都會用吉語、俄語、英語、東干語、德語、烏茲別克語和維吾爾語等七種語言廣播。

為何也有維吾爾語?原來,新疆維吾爾族長期遭中國打壓,許多人逃至地理相連、同樣信仰伊斯蘭教的吉爾吉斯。然而,在吉爾吉斯的刻板印象裡,維吾爾人不是奸巧的富商,就是90年代以來一直攻擊中國漢人的恐怖分子;2016年,維吾爾激進分子在駐吉中國大使館引爆自殺炸彈,更加深社會族群對立與恐懼。

在經濟與反恐方面,吉爾吉斯都宣告與中國站在同一陣線,也有觀光資產等著中國認同——至今仍未有定論的唐朝詩人李白出生地,爭論地點之一就位於今日吉爾吉斯北部第三大城市托克馬克(Tokmok)東南邊,即西域的「碎葉城」遺址;當地有座古蹟「李白塔」,已是觀光勝地,只是史學爭論未平,「李白的故鄉『碎葉城』」,只能暫且活在傳說與遐想裡。




吉爾吉斯的美,美在這片雄偉的山河、古老的傳說、壯觀牛羊群、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色,而脫離蘇聯後帶來的政治動盪、社會衝突、經濟蕭條與貧窮困苦,卻成了她華美袍上的惱人蝨子。有人看吉爾吉斯是天堂,是與世隔絕的桃花源;有人則看她是地獄,是亞洲貧窮國家排行榜上那個第七名的國家。
 

吉爾吉斯的社會角落:貧窮、搶婚、上不了學

 

2011年,台灣的家扶基金會實地勘查後,新增吉爾吉斯為扶助國家之一,並派人長期駐點。王姿婷是其中一位駐點兩年的社工,服務地點就是比斯凱克和托克馬克。

她說,吉爾吉斯現代化程度高,但六成人口處於貧窮狀態,約三成活在國家貧窮線下,這些家庭的經濟來源大多為務農、打零工,日薪約台幣150至300元,月收入平均低於台幣4500元。「每天,抹上奶油的手作麵包配茶就是一餐,不到五坪的房子擠滿一家五口,而在零下二、三十度的冬天,許多家庭無法支付暖氣,只能借住親友家,或在不時斷電的狀態下,以鍋爐和電暖爐取暖,小孩照顧小小孩的『親職化兒童』現象更是普遍。」


而低薪與工作機會缺乏,是全國面臨的狀況。根據2017年官方統計,吉爾吉斯國民平均工資約台幣6566元,連公務員也不例外——擔任一名國小教師,通常薪水低於台幣3500元,資深教師則約台幣一萬元,因此,許多考上教職的人不願投入教育工作,孩子遇見好老師的機率下降。吉爾吉斯的國民義務教育為期11年,由於師資和教學資源不足,學校只能輪流上半天課,所以小學到高中每天的就學時間都為四小時,無論早上、下午走在路上,都可以看見背著書包準備上學的孩子。這樣的教學品質,能成功以教育翻轉人生的孩子實屬少數,無法升學的學生畢業後,投入的多是不具技術性的勞力工作,較難獲得競爭力,只能無奈地重複上一代的人生。

此外,吉爾吉斯還是一項特殊部落習俗的發源地——「搶婚」。男方家庭會先選定年滿16歲的目標對象,討論優缺點,並制定「擄人計畫」,當男方在路上遇見該對象時,就可以強抱回家「結婚」。當女人被擄到男方家裡,男方親友會聚集起來勸說、哄騙女方答應,即使不答應,只要被關到隔天,多數女人都會因「不清白」而認命。由搶婚而來的婚姻,七、八成會以離婚收場,更悲慘的結局是導致女方逃亡、自殺或遭殺害;而男方即使失去太太,仍可以繼續搶婚。

王姿婷說,這道起源於戰亂時期的習俗,現今在吉爾吉斯已經很少見,僅發生在極度傳統的偏鄉村莊,大部分年輕人都試圖力轉這樣的觀念與印象,目前法律也禁止搶婚,不過,據統計,全國仍有三成婚姻是因此促成,每年超過一萬多名女性被搶婚,且搶婚一個女人只需坐牢3年,遠低於搶一頭羊的11年刑期。

 

站在角落裡的一群台灣人

 

吉爾吉斯境內約有一千多個提供救助服務的外來民間組織,而家扶是台灣第一個在當地合法登記的非營利組織,服務內容包括急難醫療、營養計畫、職訓工坊、兒童才藝等社區方案,希望增加貧困家庭的收入,鼓勵孩子完成學業,為家族的未來尋求更多機會。

一位17歲結婚、現有四個孩子的媽媽,鼓起勇氣向丈夫爭取機會,參加羊毛氈手作班,雖然精細的手工藝不容易,簡單的產品要縫四小時,複雜一點的要六小時,但成品回到台灣銷售,每月收入可達台幣3600多元;一個來自單親貧困家庭的青年,家裡常連水電費都繳不起,但在助養人支持下,不但從大學外文系畢業,還成為當地家扶服務中心的社工,他說:「能夠幫助和我一樣的貧窮家庭改善生活,讓我很開心,彷彿實現了童年的夢想。」

家扶基金會培訓吉爾吉斯婦女製作手工藝品販賣。

家扶計畫啟動後,不到半年,光是順利受到資助的貧童就達到四百多位。因著這樣的成果,一對年上八旬的老夫妻親自拜訪家扶,為的是感謝許多台灣助養人的投入。


這對老夫妻是楊嘉善與崔婉貞——2001年起,接連在吉爾吉斯創立五間中小學、一間殘疾學校、兩所孤兒院、一間大學,每年共約有1600多名貧窮學生受惠;家扶的服務對象便是來自這些學校,前述的貧困青年也是畢業自他們所建立的大學。2004年,楊嘉善獲吉爾吉斯政府頒發「榮譽公民」,是第一位獲得這份榮譽的外國人。

楊嘉善與崔婉貞夫妻,楊嘉善是第一位獲吉爾吉斯政府頒發「榮譽公民」的外國人。


1949前,如海濤般動盪的歲月

 

人的命運無從比較,各有各的難關。吉爾吉斯有吉爾吉斯的憂愁,而楊嘉善,也經歷過自己的艱辛。

1928年,楊嘉善出生於中國北京一個基督教家庭,祖父是滿清官員,父親自燕京大學畢業,在海關工作40年,在人眼中是書香門第。由於海關經常輪調各地的特性,加上逃避日本轟炸,楊嘉善的童年搬了無數次家,小學念過五間,中學換了三間,順帶學得一口流利的潮州話、北京話、上海話、廣東話和閩南話,最後全家定居上海。抗日勝利後,父親任職的海關被國民黨政府收回,改作公務員,但薪水遠不如英國殖民時期,家道中落,於是楊嘉善高中畢業後,便進入廣州新成立的「海事專科學校」,選擇航海科,只因能以公費就讀,不需負擔學費和膳食費。

楊嘉善說:「當時海員的待遇很好,21歲的實習生每月能有100美元,那時黃金一盎司才35美元。我拼命存錢,再寄給父母供家用,因家中還有四個兄弟姊妹。」1948年底,他和母親介紹的遠房親戚崔婉貞訂婚,不久共產黨即佔領上海,混亂中,他隻身跟著國民黨政府遷台,再也進不了上海。那道名為1949的高牆,從此阻斷他回鄉的路。

而崔婉貞不願向高牆折服。1951年,中共推行「三反五反」運動,向國家機關進行「反貪污、反浪費、反官僚主義」,又針對工商業展開「反行賄、反偷稅漏稅、反盜騙國家財產、反偷工減料、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」,前者能打擊異己,後者利於從民營資本家身上撈獲大量財富,短短兩年內掀起全國自殺潮,加上被迫害致死的人數,至少共20萬人。

當時,中國居民若需遠行,必須拿到一種類似通行證的「路條」,崔婉貞為到香港與楊嘉善會合,千辛萬苦拿到了「路條」,卻在啟程前一天,與楊嘉善的家人在路上遭警察盤查。

警察將崔婉貞押至警局,並要求楊家人拿出其他文件證明楊嘉善在香港,「這把我母親嚇壞了,因為她早已燒毀我所有來信,就是怕警察到家裡找麻煩,怎麼可能還找得到我的信呢?」楊嘉善回憶:「母親回家後,恐慌又絕望,不禁跪下禱告,翻開聖經時,裡頭竟夾著一封我最近才從香港寄去的信。」

 

自1949年後,過了28年,楊嘉善才與家人相見。他說:「離家時,我21歲,回家時,已年屆半百、孫子即將出生⋯⋯」

 

真實與波濤為伍的航海人生

 

1952年,兩人在台灣結婚,親友只有十二人,婚後在桃園租房,崔婉貞在教會認識了白培英一家人,兩家友誼維繫逾半世紀。   

「崔女士賢淑溫婉,我的母親視之如親生女兒。」後來成了台灣第19屆財政部長的白培英回憶:「那時楊嘉善跑船、我讀書,見面機會不多,後來他移居美國,更是天各一方、音訊杳然。誰知,上帝帶領他將餘生獻給吉爾吉斯,我也成了他在台灣的聯絡人。」

婚後四個月,楊嘉善就上了遠洋貨輪。他在台灣待遇最好的船務公司工作,二副的年薪就可買下一座房子,船隻都是美國新船,但沒有國內航線,跑船一次至少一年,而他第一次出海就是兩年,已懷有身孕的崔婉貞只能寄居親戚家。

「今生我虧欠最大的,是上帝與妻子的愛。」楊嘉善說,出海謀生,悲喜冷暖的箇中滋味,只有海員知曉,「等我回台時,長女已經15個月,會跑會跳,但不認識父親。我共有四個孩子,還有兩個是我在船上收到電報,才知道他們出生了。」

 

航海生涯裡,楊嘉善到過美洲與加勒比海的近三十個國家,還有伊朗與伊拉克,經驗豐富。

 

楊嘉善待了七條船,做了五年大副,但因不願加入國民黨,始終升不上船長。直到1962年,台灣政府開闢中美定期航線,出口量大增,經濟起飛,公司需要人才駐點美國,選上楊嘉善赴美就任,隔年,崔婉貞帶著三個孩子隨行,一家團聚,小女兒則在紐約出生。過了十多年,楊嘉善辭職創業,經營飯店與船務代理經紀公司,並逐漸在美國、香港、上海、大連、蘇州等地成立七家分公司,當時台塑的船運工作都由他負責。  

然而,船務事業如日中天,人生這艘船的舵槳卻不在楊嘉善的手裡。

 

從大海到大山

 

「1992年,一位牧師王永信在我家借住三天,我倆因此有機會促膝長談。聊到身後的遺願,他說:『為什麼您只考慮為上帝奉獻遺產?如果您願意,現在就可以身體力行,世界上還有許多角落,最需要的就是人。』」楊嘉善說:「他提醒我,上帝在這50多年裡不停帶領我經歷恩典,我一生能用什麼回報祂呢?」之後,夫妻倆一起為這件事禱告,同年,就將所有事業都交給員工——所謂的「交」,是「分送」,而不是「轉賣」。

「一個船長,沒有水手和輪機長,你能開船嗎?任何企業,如果夥計不賣力,你能發達嗎?」每當面對眾人聽聞這段故事的震驚與不可置信,楊嘉善總說:「所有建立至今的公司,這些夥計都有份,給他們是最合宜的。」或許這正解釋了,為何每當楊嘉善路過接棒員工的所在地,員工們總會特地撥出時間與他茶敘的原因。


 

1993年,64歲的楊嘉善正式成為宣教士,跟著王永信探訪過俄羅斯、匈牙利、科威特、阿拉伯聯合大公國、阿曼等地,並在莫斯科、聖彼得堡和布達佩斯建立了華語教會。1995年,他們的團隊進駐哈薩克江布爾州(Zhambyl)的馬山青鎮,一個七成居民為東干人的村莊,當地的東干回民協會與他們簽約,同意他們協助改善村內的教育、醫療和農業狀況。

東干人,是一群遷移到中亞的中國甘肅和陝西回族後裔,他們自認與中國回族同源,自稱回族,但蘇聯於統治時期為他們起名「東干」,從此外人多以此相稱。

「馬山青村裡沒有電燈、沒有電話,我們十一人同住一房,每天只有韭菜可以吃。」楊嘉善在東干村服務了四年,造就他對中亞國家的了解,尤其是哈薩克和吉爾吉斯這兩個較開放的國家。「為了和美國聯繫事務,我們在吉爾吉斯的托克馬克買了一間小公寓,便於對外聯絡。這間小基地離馬山青村只需車程十五分,跨過兩國之間的楚河便可抵達。」

過了四年,運作穩定後,團隊將這些工作與設備交接給其他更適合長期駐點的機構,楊嘉善則返美休息三個月,但這段期間,中亞窮困孩子的身影仍一直出現在他腦海裡。

「2000年,我獨自飛回吉爾吉斯,一個月後,婉貞來與我會合,接著,建校的奇蹟陸續一個又一個地發生了⋯⋯」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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